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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思: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及其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若干问题的阐发

日期: 2021-10-08 撰稿人:陈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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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思想,但他关于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方面的内容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从自然性规定和经济性规定的此消彼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存在的社会化过程,实质是将此过程理解为经济化过程;他主要以历史中暴力和经济两个因素对剩余劳动的支配为视角来理解社会存在的历史特征,缺乏社会生产的总体视角;而且在关于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话题中缺乏对精神生产问题的探讨。从对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这些评论中,我们能够吸取一些重要的启示,借此可以作一定的理论阐发,形成一个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及其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的更开阔和合理的理论视角,为推进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卢卡奇;社会存在;精神生产资料;精神生产


社会存在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卢卡奇的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下简称《本体论》)上下卷陆续出版以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人们对此的讨论有不少内容是围绕着卢卡奇这套书来进行的。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一些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对社会存在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获得自身的历史性特征以及它与精神生产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关注得少,这导致人们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时缺乏一个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理论视角。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这方面的内容在卢卡奇思想中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而且也存在一些含糊的地方。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及其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应当包含并得到着重阐述的内容。因此,在这里我们尝试专题讨论卢卡奇在这方面的观点,评论他的理论逻辑并据此作一定的阐发,使社会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有更明晰的概念规定和更全面的探讨语境。

一、卢卡奇思想中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

卢卡奇的《本体论》下卷前两章正面阐述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社会存在是如何区别于自然存在、并在这种区别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个主题进行。为了贯穿和深化这个主题,他一方面详细地讨论了劳动是如何构成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的,劳动的目的论设定以及人的意识活动是如何推动和规定社会存在的,描述了社会存在“整体-局部整体”的本体论结构;另一方面,他讨论了在原始社会、亚细亚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等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几个阶段中社会存在是如何逐步消除自然性规定,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后一方面内容虽然并不是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他只是为了更进一步交待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之间的区别才讨论到这方面内容,因此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但这些探索具有独特的和重要的理论意义,甚至比前一方面内容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综合这两章的内容,可以发现卢卡奇叙述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的两条主要思路。其中一条是认为,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劳动条件的自然给定性的逐渐消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的生命的再生产的经济力量发挥着根本的作用。卢卡奇是从马克思思想中获得这条思路的,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讨论到,劳动实现的条件最初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到后来人们才逐渐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这种条件。这个转变过程同时伴随着劳动者与劳动条件从相互结合到分离的转变。在原始社会中,土地作为劳动条件是由大自然直接提供的,与劳动者有一种天然的结合关系,因此卢卡奇认为,在这个阶段社会存在主要由自然范畴规定。亚细亚社会、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封建等级社会经历了各种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以及城市行会的出现等,劳动条件的这种自然给定性已经减弱,但还是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渗透在这些阶段的社会存在之中,社会存在的社会化进程有所发展,但其自然的限制性仍然存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劳动条件全部转化为人类社会劳动的产品,它们的自然给定性完全消失,生产完全社会化,社会存在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化。对此,卢卡奇总结道:“从奴隶制到雇佣劳动的发展主线乃是日益纯粹的社会化,乃是对自然限制的逐渐克服。”在他看来,劳动条件的自然给定性是历史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阻碍,历史运动的过程就是沿着逐步消除这种阻碍的方向前进的。

在这条思路中,卢卡奇强调作为人的生命的再生产的经济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作用,以及它的“跨界”作用。他认为,社会存在朝着越来越纯粹和复杂的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经济力量增长的反应乃是确定这一运动方向的决定性标准”。在他的观点中,经济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社会存在是一个大整体,语言、法、战争和政治等是局部整体,这些局部整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大整体之间存在各种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其中经济这种局部整体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能够“跨界”影响到其它局部整体,赋予这些相互作用关系“以某种方向、某种发展路线”。在这个语境中,他所说的经济指的是人通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自身生存的活动,它是“人的生命的实际再生产”,或者说,它就是卢卡奇视为社会存在最根本的本体论基础的、作为“原始经济现象”的劳动。在卢卡奇看来,社会存在的自然限制性的消退就是通过这种经济活动而实现的,这种经济活动“乃是人的其他一切具有越来越纯粹的社会性的活动在本体论和发生学上的基础”,它使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相区别,社会存在就是在自然性和经济性的“此消彼涨”中逐渐社会化的。

卢卡奇另一条叙述的思路是,社会存在的社会化发展过程“是由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如何贯彻对剩余劳动的支配这个事实决定的”。他从支配剩余劳动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叙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认为“在社会结构的所有……逐渐的或突发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巨变中,如何支配这种剩余劳动的问题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获取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欲望……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发生的核心动力。”正是由于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人类社会才从原始的生活状态发展出阶级分化,人类社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方式才会发生变化,社会存在才因此进入到社会化的进程之中。卢卡奇认为人类社会有两大因素决定着对剩余劳动的分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暴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经济。人类对暴力的使用最初是用来对抗自然界以获得生活资料,但社会阶级分化后,这种暴力的用途就转向了社会内部,成为维持剩余劳动产品特定的社会分配形式的主要力量。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中,暴力都起着这种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过程逐渐产生了法律调节,但最终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暴力才被经济力量所取代,退居次位。这个过程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暴力的使用并不能消除劳动条件的自然给定性,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存在都不能充分摆脱自然限制性。到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服从于市场的交换规律和资本的运行逻辑,社会财产获得了纯社会性的形态,社会存在实现“真正”的社会化。

在卢卡奇的设想中,这两条思路是合二为一的。劳动的去自然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受到自然规定性的制约的逐步消除过程,在他看来这是劳动和对剩余劳动的支配越来越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过程。卢卡奇的这种论述建立在马克思诸多重要的观点之上,而且也深化和具体化其中一些观点,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但是,从综合评论的角度来看,他的论述包含不少局限性。

首先,卢卡奇在论述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时以支配剩余劳动的事实为决定性的视角,这是片面的做法,没有把对剩余劳动的分配问题放在生产劳动及生产关系这个总体中来考虑。卢卡奇在第一条思路中准确地看到作为人的生命的实际再生产的经济活动对于整个社会存在而具有本体上的建构作用,这实际是将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当作理解社会存在的根本维度来对待,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的核心。但卢卡奇并没有因此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展开他的论述,而是转而以支配剩余价值的历史过程为视角讨论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问题。他并没有说明这种转向的依据和理由,他有时把作为人的生命的实际再生产的经济活动,直接理解为围绕剩余劳动的分配而展开的经济活动,有时甚至将它直接理解为受市场规律和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姑且不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前一种活动理解为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那么剩余劳动的分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而且,按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不应把生产活动简单地还原为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活动,也不应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由人们追求和支配剩余价值的过程组成的。应当从更富有张力同时也更为全面的生产劳动本身及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各个历史阶段。他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一个社会主导性的生产劳动及生产关系对于理解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和根本性。马克思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其它的社会形态,都是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展开的。例如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经典之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及生产关系决定着包括劳动产品的分配等各个内部环节,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生产的结构,“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马克思虽然也很强调剩余劳动在历史中的分配问题,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核心线索来叙述他的社会历史观。对他而言,只有把支配剩余劳动的问题放在一个社会主要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考虑,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这个社会,才能准确地洞察它的本质。

相比而言,卢卡奇极少从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他没有深入到社会生产的内部结构中去,因此轻易地把支配剩余价值这样一种只有在这种结构中才能准确把握的内容,当作一种可以独立地解释问题的内容来对待。他只讨论作为生产的结果的剩余劳动的分配在历史中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但却没有讨论生产出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经济事件,它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相应程度下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具体内容需要我们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去理解才能把握。卢卡奇没有深入到这个层面来理解问题,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因此没有走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这与他主要从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相区别的角度来阐述他的相关观点的做法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正因如此,卢卡奇过于简单地理解了历史上影响社会生产的因素,导致他无法区分社会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经济化之外的其它特征。他主要讨论了暴力(包括战争)和经济(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活动)这两个因素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剩余劳动的分配的影响,当然他也讨论了法的因素对社会存在的历史作用,但他并不结合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基本只是单独就法的因素本身来讨论它的这种作用。如果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影响生产劳动的因素并不止卢卡奇所提及的这些。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导致了不同的因素主导着不同社会的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分配、对直接劳动者的支配。如血缘因素主导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活动,政治和战争主导着古典希腊的生产活动,政治、战争、宗教和经济等因素综合起来主导着封建等级的生产活动,经济因素主导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

卢卡奇几乎没有讨论过原始社会在氏族制度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的情况,关于原始社会只是简单地提及了劳动条件的自然给定性问题。他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亚细亚社会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区别,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商品发展的程度的角度认为后者比前者“远为社会化得多”,并产生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发展类型。他从古代社会的奴隶制与封建社会的农奴制中直接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关系和被剥削的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封建社会形态比奴隶制更具优越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实现纯粹的经济形式,所以它的经济范畴“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来越强烈地贯穿整个社会存在”。从这些内容来看,卢卡奇虽然讨论了各个典型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存在的一些发展内容,但是在他的阐述中这些社会存在彼此之间的区别往往被表述为经济化程度不同的区别,它们都通过自己距离资本主义经济的“远近”来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特征。由于他没有区分表示人的生命的实际再生产的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活动,所以以经济(前者)为根本建构力量的社会范畴,到了资本主义中获得了纯粹的经济(后者)的规定,仿佛回归了自己本来的性质,因此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化。这样一来,卢卡奇思想中社会存在的真正社会化就以资本主义经济化为一种命定的归宿。

因此,虽然卢卡奇明确表明历史运动没有目的论性质,但却隐隐表达了某种历史目的论的立场。例如他说,晚期罗马衰败的城邦及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是对封建社会形态的一种“准备”,君主专制的出现也是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准备形式”;不仅如此,整个欧洲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取代表现出“一种历史连续性,一种前进方向”。他极少讨论到未来共产主义中社会存在的情况,只是说过在自由王国中要“完成社会的社会化”。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存在”,这一点阻碍他设想社会存在下一步的质的发展了。他似乎没有理会马克思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才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因此,如果说社会存在要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化,那应当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而不是在社会关系充满了异化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总之,由于上述问题,卢卡奇对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的描述并不让人信服,社会存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特征,这一点在他这里仍然具有较大的含糊性。

最后,当我们明确了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上述的理论局限性,从中批判性地吸取启示,就可以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提出论述社会存在的历史特征的一个更为开阔和全面的视野。它的基本思路已经隐含在上述的讨论之中,即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作为基础,以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主导着生产活动的因素的不同为参考来理解社会存在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在氏族社会中,血缘因素主导着社会关系的形成,不仅氏族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共同体内部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活动的组织、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和关系等,都是最终根据血缘因素来进行的。如果说社会存在是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在氏族社会中,社会存在已经开始形成。虽然按卢卡奇的自然性和经济性“此消彼涨”的理论逻辑,这时的社会存在应该会被他理解为自然性规定程度很高的范畴,但是从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明显的血缘化特征,这一点是不能被卢卡奇的理论逻辑所掩盖的。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政治和战争因素成为主导着当时的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人们通过系列的政治改革和建立明确的公民权利体系来确立特定的土地所有制(在斯巴达是平等份地制,在雅典是中小土地所有制),并通过持续的和大规模的海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本邦公民,进一步巩固了各自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具有浓重的政治化特征,明显区别于氏族社会的社会存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是在战争、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且以等级制的形式发展起来。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权力共同构成一种综合性的权力,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层层划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以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地位。生产活动就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展开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以社会财产、社会权力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等级化为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交换规律、价值规律和资本的运动规律支配着社会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分配,建构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发展出以纯粹经济化为特征的社会存在。这一点卢卡奇已具体论述过。不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力量是一种外在于个人的力量,它使社会关系以一种物的形式反过来支配着人。虽然它使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充分的社会化,但这种社会化具有异化的性质,它并不能使社会存在实现真正的社会化。按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才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它消除了社会生产资料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内部对抗关系。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是社会本身。但社会在这里不是某种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之物,相反,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社会存在按社会的本质、也即按人的本质得到了最充分的规定,换言之,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化。

上述极简要的原则性叙述,一方面坚持了卢卡奇的社会生产活动在一切历史阶段和领域中具有跨界作用和本体论的优先地位的观点,另一方面表明了血缘、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导着生产活动,赋予社会存在以不同的历史特征,避免了卢卡奇的相关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此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吸收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以此来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思想。当然,关于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上述的评论和阐发,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存在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

二、精神生产及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之所以要讨论精神生产及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是因为这方面的内容在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严重阙如。这个话题从属于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话题。后者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包含的重要内容,卢卡奇在《本体论》中也有讨论。他在各章节中经常讨论到人的意识活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也专题讨论了观念因素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总的来看,卢卡奇关于意识形态的阐述在较大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重要构成部分。但除此之外,他关于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看法相比马克思的相关观点而言并无突破性的发展,他常常从与动物的意识相区别的角度来讨论人的意识,而且有比较多的内容停留在讨论人的意识或者观念因素对外部事物的反映关系上,没有推进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这与他主要从与自然存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存在的做法是相呼应的。卢卡奇极少从精神生产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的意识活动,也基本没有讨论过精神生产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这是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个“巨大的理论缺憾”。从马克思的思想立场来看,精神生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它与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时应当考虑的内容。因此,作为一部专题讨论马克思社会存在思想的巨著,卢卡奇的《本体论》不应该对这方面悬而不论。不过他关于意识活动的思考能够为我们讨论社会存在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段话从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的角度表明了精神生产深刻的政治性基础,为我们理解精神生产以及它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人类社会从最初的形成直到现在,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不仅物质生产资料的分配在现实中总是不均衡的,而且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也总是不均衡的,以至于只有社会上少数人(往往是统治阶级或其中部分成员)才能掌握精神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既包含各种教育资源、书写条件(在古代笔、墨、纸、书等是难得的精神生产资料),同时也包含各种言行、出版、发表的条件和媒体资源,最后还有精神生产的时间条件,包括对社会生活时间进行定义、计算和控制的条件。在物质生产资料分配方面处于劣势的人,在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方面也同样处于劣势。这导致的历史结果是非常深刻和复杂的。

首先,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衡为精神生产获得意识形态的性质提供重要的条件。精神生产资料的匮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产甚至一般的意识活动的展开,不仅导致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况,而且首先导致他们丧失与掌握精神生产资料的人那样体验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条件。因为精神生产资料不仅构成人的意识活动的对象和内容,而且首先构成培育和完善人的意识能力的条件。由于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衡,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发展自己的意识能力。特别是在这种分配多寡悬殊的条件里,相对于垄断精神生产资料的阶层来说,丧失精神生产资料的人普遍表现出感觉迟钝、思维停滞、麻木无知的一面。他们不可能在精神生产方面取得任何重要的话语权和独创能力,因为他们的精神生产能力没有被同等程度地培育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而且易于接受他人创造的精神生产产品。在精神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衡渗入了人为的因素——这在历史中是常见的事情——的情况下,这种“需要”就显得更迫切了。掌握精神生产资料的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解决对自己不利的社会冲突而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促使他们按某种意志而行动,或者给他们提供经过选择的精神生产资料,使他们的精神生产活动因此受到控制。在这里,如果按卢卡奇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即意识形态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手段,那么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卢卡奇解释这种密切关系时说:“在一定的社会场合,每一种精神劳动的结果都能转化成意识形态,社会分工甚至还不断地创造出这样的场合,使这样的转化变得是必然的和持续不断的。”这是卢卡奇为数不多的直接谈及精神劳动的场合。他虽然极少直接讨论精神劳动的问题,但讨论了宗教、艺术、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精神生产的具体表现领域,认为所有这些领域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甚至那些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也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必然会承担着解决某种社会冲突的历史任务。由此,精神生产不仅成为社会上一个专业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其次,特定条件下的精神生产能够再生产着特定的社会存在,主要方式就是延续和深化统治阶级的社会权力,使之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发展过程,强化它的再生产的条件。在卢卡奇看来,一种社会存在存在于它的连续性中,意识表现为这种连续性的媒介、载体和保持者。不过关于对连续性的保存,卢卡奇只讨论到一般的意识和语言。但只有通过精神生产,我们才能了解精神生产甚至一般的意识再生产社会存在的隐蔽方式。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垄断着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支配人们的精神生产甚至意识活动,这样,具备储存信息功能的精神产品或意识活动产品所储存的信息往往与社会统治权力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它们对一种社会存在的再生产是围绕着社会统治权力而展开的,它能够深化这种权力关系,使之渗透到社会存在各处的“肌理”之中,使这种社会存在在时空变迁中保持自身的连续性。精神生产对社会存在的这种再生产功能在书写条件发展起来后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例如,欧洲中世纪中期教育的迅速发展与文字的使用对国王和教皇们施展自己的权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几个世纪里,包括笔头指令、财产契约、经济档案和司法记录等政府档案的数量大量增长,还有遗嘱、商业记录和财产转让等个人业务的记录也有了增长。权力不再依靠个人的忠诚度来定义,而是由政治理论和硬性的档案来定义,权力的实施越来越少依靠身体力量,而是通过记载着各种声明、税务记录和皇家法令的羊皮纸来实施。中世纪书写条件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生产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统治者施展自己的权力,而且深化了这种权力对生产活动的支配和对社会关系的渗透,以此加强了对中世纪的社会存在的再生产。因此,所有利用精神生产资料来进行的精神生产都可能会通过发挥自己的社会记忆功能,再生产着某种社会存在。当然,繁荣的精神生产并不能保证只储存统治阶级的权力关系,相反,它们也可能储存、滋长和再生产这种权力关系的否定面,因此起到破坏社会存在的作用。不过权力的否定面可能也是某种形式的权力,对一种社会存在的破坏可能包含着另一种社会存在的形成。因此,精神生产对社会存在的再生产具有辩证的性质。这些内容把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更深也更复杂的维度中去。

第三,如马克思说,人的意识活动是没有历史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历史的发展中赋予了人们的意识活动和精神生产以历史,这一点具体展开来说,就是在一个社会中,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不仅主导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且也以间接、隐晦的方式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赋予精神生产以深刻的历史性特征。如前所说,在马克思思想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不同,它们能够——无论是对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通过主导生产资料的分配来确定生产的结构。这一点使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生产因此有相应的区别。马克思就曾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中世纪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是由政治、宗教和军事等因素形成的、等级化的综合权力,精神生产既服务于国王、教皇,也服务于各个大小领主,任务是维护他们在尘世的、天国的和世俗领地的各种利益。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因素是资本逻辑,精神生产服务于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并且承担了创造剩余价值的重任,它的产品要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获得利润,以此来养活它们的生产者。这两种精神生产是有重大区别的。

但精神生产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特征。对此,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为例来进行说明是很适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一种以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为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而形成的哲学理论,但在前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中,人们都无法提出这种哲学理论。这是因为,虽然物质生产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贯穿人类社会生活始终的活动,但人们并不能普遍地意识到这一点。历史越是往前追溯,物质生产活动就越是由各种非经济因素主导,这种活动就越是难以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反而,这些非经济因素——血亲关系、原始的或发展起来后的各种宗教、政治、战争等等——不仅主导着生产活动的进行,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活动,使各种与它们相关的东西充斥人们的心灵,掩盖了生产活动的根本性作用和地位。因此人们无法创造出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资本逻辑主导着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流通,并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发起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劳动概念发展出它的一般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的普遍形成,促使生产活动成为每一个无产者每天被迫进行的维持生计的活动,也成为每一个资本家每天都用贪婪而焦虑的眼光紧密关注的生意。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成为社会最普遍的活动,而且也成为人们的意识中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生产实践活动为视角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成为可能。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精神产物应运而生。在这里,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形成,同时也说明了人的意识活动和精神生产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间接地但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存在因生产活动的主导因素的变换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并以此获得的历史性特征。

最后,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充分发展,政治对立关系消除,不仅物质的而且精神的生产资料的分配都消除了不均衡的现象,社会能够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而全面的精神生产资料,这使人的意识活动和精神生产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意识都得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一方面,每一个人都不再需要接受任何一种异己的、由他人提供的精神粮食来指导自己的生存,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感觉真切地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为自己提供精神粮食。意识形态现象消失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社会分工部门也消失了,社会不仅不存在经济压迫,而且也不存在精神压迫。另一方面,由于人人充分共享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资料,每一个人被充分开发出来的感觉器官都既是个体性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是“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所以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意识中都充分反映着自己的和普遍的社会存在,他通过自己的感觉所生产出的精神粮食既适用于自己,同时也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他人。这种精神粮食是一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的理论。

总之,精神生产不仅从人们的物质生产中获得自己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性特征由于它与社会存在的复杂关系而变得复杂和深刻。上述关于精神生产及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阐述只是原则性的,不能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起到补缺作用,但它表明了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题。精神生产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生产类型,尤其是在精神生产资料充分发展起来和多样化的当代人类社会。因此比起卢卡奇所在的年代,这个话题在当下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三、结语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他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的反省和批判,而且还在于,他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当作一种具有独特的理论原则和深刻的哲学意义的学说类型来对待。但是他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思想的阐述在不少地方都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社会存在及其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具有不同的、深刻的历史性特征,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存在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一个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也只有通过它才能得到充分的探讨的话题。对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的评价及阐发,都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就此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将思考的层次充分地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中,从卢卡奇的相关讨论中吸取理论启示,以此为指向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学说的研究。


作者陈广思,太阳集团2018登录网址讲师。

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